摘  要：历史上关于宋江起义的记录，见诸各种载籍的不少，但材料之间相互牴牾之处亦较多。论文试就现有资料，对宋江从山东南下海州的意图进行梳理、分析、阐发，并进而认为，宋江趋避海州的真正原因，正在于其自身缺乏有志图王者的素质，实际上是一种近似流窜逃亡的行为，而并否是一种战略转移。

    关键词：宋江；海州；流窜

    历史上关于宋江起义的记录，见诸各种载籍的不少，但材料之间相互牴牾之处亦较多。其中若干材料的可信度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韦青峰先生指出，宋江移师海州（即今江苏连云港市）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在海中郁洲岛（宋时称苍梧山，今称云台山，花果山为其主峰）建立一个类似梁山水泊的根据地，且认为这是一种战略转移。近年来相继又有论者附议，并为之张目。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难于立足，陈述的理由不能服人，近乎一种臆测之词；宋江趋避海州的真正原因，正在于其自身缺乏有志图王者的素质，实际上是一种近似流窜逃亡的行为，而并否是一种战略转移。      

    关于宋江和海州关系的历史记载，相关史籍亦有零星记载。如：“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五月丙申，宋江就擒。”这是《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纪》中所录，这里明确指出宋江南下又折向北部、最终在海州被擒的事实；而在同一本史著之《张叔夜传》中，对此事记载则较为详尽了：            

    张叔夜……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这段文字，基本上将宋江到海州后的遭遇及结局叙述清楚了。笔者认为，它对我们了解宋江活动的踪迹，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在汪应辰《文定集》中，也提及“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略京东，径趋沭阳。公独引兵要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此处的“公”指王师心，政和八年进士，时授海州沭阳县尉。宋江在沭阳遭到王师心的突然拦击，受到重创，于是仓惶退至位于沭阳东北的海州，想不到等待他的是灭顶之灾。这段史实在元人吴师道的《敬乡录·卷五·王师心》中也有记述。

    还有一段文字，对宋江结局也有着较为清楚的交代：“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姚平仲破贼石峡口。”从这则材料我们又多获得一份信息，宋江在受降后曾随朝廷军队征讨方腊，并立下战功。关于这一点结论，在其他材料中亦见载述，如《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杞菊轩稿·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等均提及宋江征讨方腊之事，但其中有的叙述缺少交待，彼“宋江”是否即为我们讨论之“宋江”，似亦难定。且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有关材料中，凡关涉到宋江活动时间的记载有些出入，如《皇宋十朝纲要》记载宋江接受张叔夜招抚是在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会要辑稿》记述宋徽宗下诏奖掖张叔夜等三位地方官恪尽职守，各进职一等，那么张叔夜招抚宋江的时间应在此前不久，与《皇宋十朝纲要》所载庶几相近。《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引）则又叙及：“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明显与前引两则文献记载不符。对此，清代黄以周等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二）亦有稽考，认为宋江随辛兴宗破方腊之事，当在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而《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纪）则明确记载宣和三年四月，童贯属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并擒获之，到五月丙申，宋江亦被擒，看来宋江又没有参加征讨方腊的战事了。而这些著作的完成大都在南宋时期，即如元初的成书，也与故宋相去不远，可资借鉴的材料应该不少，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这不能不让我们疑窦丛生，且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上述诸家编撰者在各自的成书过程中向他人著作参考、并选录适合自己的内容，当是正常的事情；后来者更有可能在前人基础上踵事增华，使自己编撰的史书材料更充实、内容也更丰富。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先看《宋史·张叔夜传》中有关其击破义军并擒获宋江的记录：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海州）。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频，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再看上述《东都事略》对同一事件所载，文字基本一致，内容更无实质性差异。后人向以正史所载为可信且受惠于其史料丰赡，现在看来，在有关宋江起义这一历史事件方面，《宋史》也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更翔实的信息了。如此，在没有找到有关宋江起义更可靠也更有说服力的资料之前，对相关材料的使用，我们必须谨慎待之，进行必要的甄别也不为过。韦青峰先生的论点主要正是据于上述材料而得出，且对这些材料之间的矛盾之处关注甚少，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其论点带有一定程度的偏颇。笔者就韦青峰先生等文中提出的相关看法略作析议，以示不同之理由。

    首先，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历史上宋江起义的规模不是很大，三十六人究竟是指全体起义者还是宋江手下的将佐，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说清，因为没有具体交代，不便强作解人；而《宋史》有关纪传中将其描写成英勇善战、所向披靡之旅，总给人一种言过其实之感。如果宋江的队伍真是一支劲旅，那怎么会在“转略京东”南下又“径趋沭阳”的途中，被沭阳县尉王师心轻而易举地击败并狼狈逃窜呢？一个县尉掌握的军事力量应该是十分有限的，并且是在“时承平久，郡县无备”的情况之下，但宋江被官军击破乃至受降这一事实在现存相关文献中的记录则是一致的。原因何在？其实答案也很简单明确：那就是宋江这支队伍太虚弱，在敢打敢拼的对手面前，变得不堪一击。至于宋江等三十六人是否曾以梁山为根据地，这也是模棱两可的事情。既然宋江等的军事力量有限，加上长途跋涉的游击，固有力量的消耗更是正常之事。据此可以推断，宋江从京东进入楚州、海州境内，实际上是一种近似流窜逃亡的行为，而并否是一种战略转移；再进一步，假如宋江真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就不该盲目攻打官军，而是应该选择有利地形，深沟高垒，广积粮草，并逐步扩展反抗的力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宋江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这使得他日益被动，以至一直逃窜到了海州。他想不到的是，海州官军早已严阵以待，更有一位足智多谋、文武兼备的守官张叔夜。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宋江只有缴械投降。

    其次，海州在历史上一直是军事要地或军事重镇。这在地方志中有着明确的记载。明代在海州设立守御千户所，在今连云港市墟沟一带安营扎寨；到了清代，则称为东海营，驻扎地仍在今墟沟一带。若往前推，溯至隋、唐，再历宋、金、元，这一时期海州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可由离墟沟仅数里之遥的孙家山钓台之摩崖石刻佐证。在《嘉庆海州志》所著录的石刻中，有四则关涉到孙家山钓台，内容多为地方长官、军事指挥官巡边视察后的记录，而这种看似例行公事式的巡察，实际上正反映出这一地区作为海防前线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尤其在历史上几次南北统一的军事战争中，海州一带往往作为屯兵的战略据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既然海州有着如此重要的军事地位，北宋末年的徽宗时期，尽管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对军事布防不会放松，至于将领们是否堪当其任或恪尽职守，兵士们是否甘愿为国效命，自然另当别论。对朝廷而言，值得庆幸的是，时知海州的张叔夜恰是一位栋梁之材。他招募了近千人的“死士”，并设计击破流窜至此、立足未稳的宋江等众。对于张叔夜而言，这是他的职责，最后受到朝廷嘉奖、擢升自是情理中事；而对于宋江义军来说，这是一个大悲剧，然这一悲剧的产生又有其必然性。其实，作为反抗国家既有秩序的一支农民义军队伍，不管出现在哪里，必然会遭到官军的围剿，更遑论在海州这样一个军事要地，且又遇到了张叔夜这样一个难以对付的实力派人物。所以，宋江无论是准备在海州的郁洲岛建立根据地，还是仅以休整养军为目的而来到海州，都难逃一劫。从这一层面说，宋江不具备有志图王者的素质，他也不可能有在郁洲岛建立水泊梁山式根据地的战略眼光。

    再次，当时郁洲岛的自然环境也不一定能给宋江义军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虽然岛上开发较早，但由于孤悬海中，和陆地的联系总是不尽人意；更受其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其生存环境仍是相当恶劣的。宋江是否已渡海前往岛上作过考察我们不得而知，但岛上的现状却是无法改变的。一支到处受挫、疲惫不堪的狼狈之师，力量不足，退缩到一个资用匮乏的海岛，隔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又处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之下，连喘息的时间都很紧张，却想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这近乎天方夜谭。而据《宋史·魏胜传》所载，宋代海州港，不仅通商，亦且兼作军港，这里所说虽为南宋绍兴年间的史实，但事实上在北宋末期，宋朝水师就曾在海州海域和金兵有过数次冲突，并取得海战大捷。宋江一路奔至海州，并且夺得“巨舟十余”，也不过是仓促之举，未必有什么宏图大志，且他对海州沿海的地理环境毫无知悉，故轻易地中了张叔夜的计策并导致最后的覆亡，这应在情理之中；何况宋江等是否适应海上风浪并应付裕如地驾船出海，这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大可不必想当然地随意附会和抬高他们，当然也不应该轻而易举地贬低否定他们。据此，宋江欲在郁洲岛建立根据地的看法就难以说通了。

    同时，北宋末年，宋政权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处于恶化阶段，尤其是宋、金矛盾进一步加剧。表面上看，宋、金之间有共同攻辽的约定，似乎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但实际上金早就觊觎宋朝江山了。完颜阿骨打及其后继者吴乞买都推行铁血政策，故从阿骨打称帝到灭辽，仅用了十一年；再二年，又灭了北宋。可以说，金政权的崛起，是一个暴风骤雨式的发展。北宋政权面对如此强悍的民族，其政治腐败和对外来军事威胁表现软弱的本质便暴露无遗。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民族矛盾一时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对宋江而言，若坚持反抗北宋朝廷，则官军对其的围剿打击力度更大，从北宋一朝对国内防御的一贯强硬的政策看，北宋朝廷绝对不会坐视不管；若宋江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勾结，这无疑会激起其他农民起义队伍的愤怒，只会加速其穷亡解沮的过程。事实上，北宋末年，也有农民起义武装或朝廷地方官员和金等少数民族政权暗中勾结或公开合作，以求自保，但无一例外都没有圆满结局。从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投靠异族或卖主求荣是一种可耻之极的行为，且不论当事者本身内心是如何经受煎熬的，即如外界加诸于彼的种种压力就足以使当事者坐卧不宁，终至最后的失败，并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道理。由此可见，宋江在这样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多变的时代，要求得生存和发展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他流动作战的方式，力量的薄弱，组织的松懈，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必然使他的事业患上先天不足的症候。据史载，宋江起义失败后，梁山义军的余部在张荣的率领下，继续转战于山东、江苏一带，并在今江苏兴化的得胜湖一带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多次挫败金兵的围攻，威震一时。11南宋朝廷顺应大势，最后承认了张荣，由“刘光世上其事，明年（绍兴二年）知泰州，总摄县事。”12后官至武功大夫。13这多少也给我们一点启发，在当时这样一个民族关系冲突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多事之秋，宋江义军如能寻求和北宋政府合作的路径，以求自保和发展，倒未尝不是一条出路。

    关于宋江和方腊关系的话题，也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揆诸现存史料，虽有若干记载涉及，但无法圆满其说，且让人疑虑之处颇多。学界屡有提及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就是一个显例，但其可靠性一直受到质疑，故不被采信。事实上，从上述对宋江的分析而言，主张他有怀抱南下和方腊会师的打算的看法，14只能是一种无稽之谈，因为宋江不具备这样的胸襟、眼光和目标。而处于江南的方腊，倒是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宋江若能与之合作，应该不失为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遗憾的是，宋江没有走到这一步。后来的记录者出于对某人或朝廷歌功颂德的需要，张皇其词，使本来简单的一段历史变得模糊不清；或出于其他原因，对史实进行一定修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明乎此，那么我们对于相关历史记录中对宋江和方腊关系语焉不详甚或相互矛盾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由此看来，宋江流窜至海州，并在此被张叔夜剿灭，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要之，北宋末年活跃于今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一带的宋江起义，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但因遭受到官军的多次打击，又因其领导者宋江自身素质的不高，起义队伍的力量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壮大，根据地建设也没能实现目标；更因其缺乏敏锐的眼光和远大的理想，不能在宋、金矛盾激化之际抓住机会，以求生存和发展，故最终兵败人亡，落得个遗憾的结局。